反思与重构:民事庭审规范化问题 的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基于C市J区法院的实证分析(调研第二十六期)

    美国著名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中甚至连最低限度的有序常规性都没有,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没有法律”,正如其所说,庭审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微观司法的集中体现,而庭审活动的规范化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当然,我国民事庭审仍然是在一定限度的有序常规中进行的,但是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尤其是法官员额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所谓的有序常规已无法满足当前改革形势的需求,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我国民事庭审架构的渊源与改革变迁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庭审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以美国和法国的民事庭审为例,在美国,庭审称为“trial”,直译为审判。庭审程序分为有陪审团参加的陪审团审理(jury trial)和无陪审团参加的法官单独审理(bench trial or non-jury trial)两种形式。众所周知,美国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简言之就是对抗。而法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之一,其民事诉讼程序主要分为事前程序、言辞辩论程序、合议庭程序和判决程序。事前程序中只要是对争点和证据进行整理,为辩论程序作准备。言辞辩论程序是法国民事诉讼的核心程序,原告关于诉讼请求的陈述、有关的证据评价,被告的抗辩意见以及双方之间关于各焦点的辩论均在言辞辩论程序中进行。就我国的民事庭审,从法系意识上考察源自于苏联,并自《民事诉讼法》(试行)确定以来沿用至今。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我国庭审程序由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评议与宣告判决等五个阶段组成。在不断推进的庭审改革中,我国的民事庭审在吸收各家之长中逐渐趋于完善。

    我国的庭审改革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最高院提出的审判方式改革中就提到要进行庭审的规范化改革,但一直处于较为粗放、模糊的状态。近年来提出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意在强调庭审对司法裁判的决定性作用,2015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在这种改革要求下,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2014年—2018年)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从庭审实质化向庭审优质化迈进。2016年以来成都中院主导的“三大庭审”改革试点工作也从推开走向深入,民事庭审优质化改革取得显著的成效,而其中民事庭审规范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进一步规范民事庭审程序的必要性

    上世纪90年代初,最高法院启动的审判方式改革中,对庭审方式的改革提出了进行规范化改革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落实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审的各项规定,使庭审在合法性、规范性、标准化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后我国民事庭审规范化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在庭审实践中,无论是在形式上亦或是实质上,相较于刑事庭审而言,民事庭审规范仍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行法官员额制、构建新型审判团队、“以审判为中心”的三大庭审改革等诸多改革措施后,民事庭审规范中新老问题更显突出,对现阶段民事庭审程序的进一步规范显得尤为必要。

    (一)构建新型审判团队之现实背景

    自法官员额制改革、新型审判团队构建后,形成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三类人员的“1+1+1”的团队模式。与传统的“法官+书记员”模式相比,法官助理加入到审判团队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法官办案压力,新型审判团队在审判质效上纵然占着据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法官助理的加入,在庭审规范上也将面临着新的问题。从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上来看,法官助理在庭审中的地位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庭审构造上,仍局限于过去“法官+书记员+原被告当事人”的传统模式,而在新型审判团队中,将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职责进行了区分,庭审记录往往是由书记员(或者速录员)负责记录,现行法律规范并未就法官助理如何参与庭审以及其庭审中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在践中法官助理更多的是处于旁听者的地位甚至不参与庭审,这就容易导致法官助理在对庭审活动缺乏亲历性,单就庭审笔录来了解庭审的基本情况,这显然不利于其协助员额法官办理案件。同样的,不只是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庭审中的职能定位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可见,在新型审判团队模式下,传统的庭审构造已无法满足当前审判实际的需要,亟需对庭审规范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之改革需要

    2015年中央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在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庭审形式化和过场化问题,从而实现庭审实质化,加强司法公正。虽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的一个改革项目,但其对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种改革背景下,更需要强调的是庭审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的成败关键在于庭审程序的改革,而庭审程序改革要取得实效,庭审的进一步规范亦为改革应有的题中之意。

    (三)推行审判事务外包之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公众法律意识的提升,法院案件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审判工作更加繁重,尤其是部分法院庭审记录工作矛盾尤为突出,现有的书记员已无法满足当前审判高效的需要。因此,全国大部分法院相继探索事务性外包服务,由外包公司招录专门速录人员担任庭审速录工作,同时速录人员由外包公司统一管理。而速录员虽坐庭记录,但其在庭审中的法律地位、职责目前尚未有制度上的规范。在传统的庭审构造中并无速录员这一角色,新审判团队构建后,速录员随之加入到一个或者多个审判团队担任庭审记录,虽然能够有效地缓解庭审记录工作矛盾,但是作为一种外包服务参与到核心庭审中来,亟需对其庭审中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使庭审活动更加规范。

    (四)推进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制度保障

    与“三大庭审改革”相对应的,司法公开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构建了裁判文书公开网、执行信息公开网、庭审公开网等一系列司法公开平台。庭审公开是现阶段司法公开的一种新方式,例如现阶段正在实施推进的“微博直播庭审”、“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等,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庭审的实际情况,使公众切实参与、融入到审判活动中,同时也接受公众监督,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渠道。庭审是审判工作的核心环节,规范的庭审活动更能够在公开过程中体现出司法公信力,督促法官严格遵照诉讼程序,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作风,提升审判质量。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庭审公开倒逼“司法正义”,同时“司法正义”也倒逼庭审规范化程度,二者相辅相成。

    三、目前民事庭审程序规范性的现状考察

2016年新《法庭规则》修订后,庭审规范化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在新一轮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庭审规范存在着诸多局限性,特别是与规范的刑事庭审相比,民事庭审的规范化程度更有待提升。笔者通过现场庭审观摩、查阅庭审录像以及对J区法院员额法官走访调研等相结合的方式,从J区法院2017年1-6月以来审结的民事一审案件中随机抽象选了100件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作为分析样本,对民事庭审中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局限性进行了梳理,窥见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我国现行民事庭审规范存在的问题。

    (一)庭审形式上不规范

1.庭审礼仪缺失

     一直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普遍存在着重程序轻实体的观念,往往在办案过程中过多的注重办案的质量和效率,认为所谓的庭审礼仪太过形式化,重视程度不够,庭审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庭审迟到。庭审行为规范对出庭人员的行为规范有明确的要求,即应当准时出庭、不得迟到、早退缺席。民事庭审中,开庭时间一般都定在上午9点,可到了开庭时间,不是原告迟到便是被告迟到,更有甚者是法官也迟到,导致案件无法准时开庭审理。从笔者抽取的100件民事庭审调研情况来看,按照排期时间准时开庭的有44件,未准时开庭的56件,其中因原告迟到而未能准时开庭的19件,因被告迟到而未准时开庭的30件,法官因其他事情耽搁而未能准时开庭的4件,因其他原因未能准时开庭的3件。由于对庭审的不守时,使得本应在短时间内快速结束的庭审往往需拖延至更长的时间,严重影响案件的审判效率。对于当事人庭审时迟到,多数法官也很少对其进行训诫,更不愿冒着被上级法院发回的风险直接进行缺席审理,这就使得当事人对庭审的时间观念更为淡薄。


图1:庭审未准时开庭情况

    (2)庭审着装的不规范。2016年6月四川省高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庭审行为规范的暂行规定》第4条对庭审的着装提出的明确的要求。在民事庭审实践中,除法官着装较为规范外,不论是当事人、旁听人员亦或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时着装都较为随意。从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民事庭审中100%的法官均着法袍,但是在下装上仍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例如部分女法官庭审时下装着裙子或者短裤,未按要求着黑色长裤,影响庭审的庄严性;20%的人民陪审员庭审着便装,认为庭审规范并未对陪审员的着装有所要求,且大部分人民陪审员都为兼职,对于着装并无过多注意;78%的法官助理旁听庭审时都着便装;就当事人而言,除5%的律师只是在参与庭审直播或者应对庭审观摩时着律师袍,绝大部分律师庭审中均未着律师袍,就当事人本人而言,对于规范着装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可见即便对庭审着装有明确的要求,由于没有硬性的督促措施,其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图2:庭审着装情况

    

    (3)庭审语言、使用器具不规范。现阶段,基层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存在诸多语言不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庭审使用方言而未使用普通话。从笔者调研情况来看,法官使用普通话开庭审理的案件有86件,使用方言的案件14件,其中10件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使用方言,4件是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使用方言;庭审中82%的当事人使用方言,就代理律师而言,仅有54%的律师在庭审中使用普通话。可见,民事庭审中的语言使用是较为混乱的。除庭审语言上的不规范外,庭审使用器具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根据《法庭规则》的要求,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主持庭审活动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法槌。据笔者调研,民事庭审时严格依照《法庭规则》规定使用法槌的仅有73%,未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法槌的25%,未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法槌中有46%使用法槌的时间顺序错误,有54%法槌敲击力度过轻或者过重;完全不使用法槌的有2%,其多是由于助理或者书记员庭前准备不足或者法槌设备配置尚未及时到位。

图3:庭审语言、器具使用情况

 

     2.庭审秩序较为混乱

    (1)法警值庭缺失。或因案件性质的差异,在大部分人的思维中,法警值庭只存在于刑事庭审中,民事、行政庭审由于当事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极小,不需要法警值庭,或者认为在民事庭审安排法警值庭是浪费司法资源的表现。美国当代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力促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它以那些与流行理论所描绘的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面目不同的方式要求人们服从”,要求公众服从法律,但是法律对公众来说仅仅是解决他们需求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无法满足其需求,那么这个工具便是可以抛弃甚至是可以用来攻击的。民事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无视法庭规则、哄闹法庭等情形并不罕见,庭审中的“司法碰瓷”现象亦是屡见不鲜。在笔者抽样调取的100民事案件中,法庭纪律相对较好的有68件,其主要集中在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标的额较高的案件,此类案件绝大多是由代理律师进行开庭,其庭审纪律相对较好。其余32件案件庭审纪律相对较差,其中涉及物业纠纷类合同8件,租赁合同类3件,婚姻家庭纠纷12件,民间借贷2件,侵权纠纷4件,物权纠纷3件,此几类民事纠纷或人数众多、或矛盾激烈,且当事人更多的是亲自参与庭审,庭审中不免因对方言辞而致使矛盾更加激化,出现哄闹、咆哮法庭的情况,对于这种风险性较大的案件,安排法警值庭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对庭审规则的维护,更是基于对法官、当事人人身安全的考虑。


图:4:法庭纪律较差案件案由分布情况

 

    司法警察作为维护庭审秩序的重要力量,其人员不足已严重影响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目前共有法警36名,其分配给四个派出法庭8名,占比22.2%,派往法院大门安检6名,占比16.7%。其余67%的警力几乎都被抽调在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押送、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和执行上,民事案件中难以抽出警力维持庭审秩序。



图5:司法警察配备情况

 

    (2)庭审纪律不够严明。规范严谨的庭审纪律是确保庭审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实践中民事庭审纪律的遵守情况也存在诸多失范现象。例如庭审过程中当事人随意进出法庭。有14件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及旁听人员随意进出审判庭,法官未加制止,有13件案件庭审过程中,旁听人员随意在法庭给当事人分发水、传递材料等。此外,我国《法庭规则》第17条规定了庭审中不得拨打或接听电话,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但是在庭审实践中,未按要求关闭通讯工具、使用手机的现象大量存在。从笔者调研情况来看,有25件案件的庭审过程中,个别合议庭组成人员在使用手机;有32件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手机铃声常常响起;有54件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旁听人员经常在庭审中拨打或者接听电话,15件案件庭审中当事人与旁听人员随意交头接耳等,诸如此类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庭审秩序。

图6:庭审纪律情况

    (3)证据传递秩序混乱。刑事庭审中的证据交换方式一般是由值庭法警在庭审中进行传递,与刑事庭审证据传递不同的是,现有的民事庭审一般情况下都没有法警值庭,证据传递有的由当事人或代理人直接在庭上走动进行传递,有的通过审判员或书记员进行传递,既不严肃,又不利于法官人身和证据材料的安全。遇到当事人违反法庭纪律等问题,难以作出及时反应和处理。笔者通过庭审观摩和查阅庭审录像,发现在笔者抽取的100件案件中,所有案件庭审均需传递证据,在证据的传递方式上,由当事人直接将证据传递与法官或者对方当事人的有77件,由书记员(或速录员)传递证据的18件,由法官助理传递证据的5件,可见,在民事庭审中证据的传递方式较为混乱。


图7:民事庭审证据传递方式

 

    (二)庭审构造不完善

     1.硬件设施配备缺位。目前各级法院都在致力于建设智慧法院,法庭设备也向科技化、信息化迈进。在目前科技法庭的建设过程中常常因为各种原因使得法庭硬件设备不完善。就笔者所在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而言,法庭设备建设相对较为完备,但也存在着设备缺失的现象。笔者对J区法院法庭当天设备配置情况进行了查看,J区法院共有29个民事审判法庭,其中设备齐全者23个,设备不齐全的法庭7个,在设备不齐全的法庭中,审判席中法椅被搬移未能及时恢复的的法庭3个,审判席电脑缺失或者电脑故障未能及时维护的的法庭3个,书记员席打印设备缺失的法庭1个,各席位身份牌缺失的法庭4个,录音录像设备存在故障未能及时维护的法庭2个。可见,由于法庭审判设备大多为消耗性设备,因为检查维护的不及时,可能存在设备、材料等未能得到及时补充或者维护的情况,使得法庭设备配备出现缺位。

图8:法庭硬件设施设备情况

     2.法官助理、证人等人员庭审席位缺漏。构建新型审判团队后,法官助理作为审判团队的重要组成人员,是否应当参与庭审目前法律尚未明确。笔者认为,法官助理作为审判团队的重要一员,协助员额法官办理案件,同时也作为法官的储备性人才,参与庭审是其正确履职、熟悉案情、谙熟庭审程序的重要途径。然而根据笔者调研情况来看,法官助理出庭情况并不理想,仅45%的法官助理跟随法官参与庭审,55%的法官助理表示并不参与庭审,认为在庭审前对案情已基本了解,参与庭审是浪费时间的表现。同时,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目前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的法庭都随之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就笔者所在的S省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法院法庭构造仍传袭着过去“法官——书记员——原告——被告”模式,对于法官助理的席位也并未及时设置。此外,与刑事案件一样,部分民事案件庭审也会涉及到证人出庭的问题,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庭的名称、审判活动区布置和国徽悬挂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证人的席位设置,但是在民事审判庭中,或因例如法庭空间不足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在法庭中并未设置证人的席位,确需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往往安排证人在当事人旁边随意就坐。

图9:法官助理参与庭审情况调查

 

    (三)庭审实质上局限性凸显

     1.回避制度的滞后性

    民事庭审程序回避制度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未明确法官助理以及速录员的回避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明确了法官和书记员的回避制度,在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法官助理正式加入审判团队,作为审判团队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一新型审判辅助人员的回避现行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同时目前法院推行的庭审记录外包,外包公司的速录人员担任庭审记录,这一新类型的外包人员的回避如何决定也是目前庭审程序面临的重要问题。根从笔者调研的案件来看,尚未发现有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情况,虽然目前当事人几乎不申请或者极少申请回避,但即便如此,对于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的回避制度的确立亦应当值得探讨。

     2.人民陪审员参审效果不理想

    笔者所在的J区法院,民事案件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时,除少数案件之外,大部分案件都是由一个审判员加两个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人民陪审员的参审率达100%。大部分民事普通程序案件之所以选择有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主要是基于案多人少的压力、不占用其余员额法官时间、缓解其负担的考虑,同时人民陪审员基本都是通过遴选和人大任命的,有足够的人民陪审员供选择使用,所以在J区法院民事案件普通程序合议庭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为原则、不参与为例外。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抽取的100件案件样本中,普通程序占50%,均由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在审前阅卷上,只有26.3%的人民陪审员在审前阅卷、了解案情,57.2%的人民陪审员很少在开庭前进行审前阅卷,更有16.5%的人民陪审员从来没有在审前阅卷过。可见,大多数人民陪审员并未做到在审前阅卷以了解具体案情,常常是在庭审中临时阅卷了解案情;在庭审发问上,大部分法官表示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很少发问,据笔者统计,38.2%的人民陪审员开庭审理期间没有向当事人提问,偶尔提问的占24.8%,经常提问的仅有17%。总体上,绝大多数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很少或者没有提问。这种现象使得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时陪审形式化现象更加突出。

图10:人民陪审员参审情况

 

    3.庭审阶段司法行为失范

    庭审阶段司法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庭前会议适用率低、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流于形式。就庭前会议而言,2017年1-6月J区法院共受理民事案件7561件,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235件,庭前会议适用率为3.11%,可见大部分民事案件都未召开庭前会议,有的民事法官认为基层法院都案件大部分案情都较为简单,事实也比较清楚,没有召开庭前会议的必要,有的法官认为庭前会议未必能提升诉讼效率,在庭审调查中也能达到与庭前会议的同样效果。

图11:J区法院庭前会议适用情况


2017年受理民事

案件数

召开庭前会议

案件数

庭前会议

适用率

7561

235

3.11%

    庭审阶段的司法行为失范还表现在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形式化较为严重、庭审中反复恢复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法官庭审中对争议焦点的归纳不足等。笔者调研发现,有32件案件庭审中反复恢复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其中恢复1次的17件,恢复2次的9件,恢复3次的5件,恢复3次以上的1件,可见由于法庭庭审驾驭能力的不足或者案情复杂当事人法官未能有效引导当事人举证,而导致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反复恢复。此外,有15件案件法官动辄打断当事人的庭审辩论,其中打断1次的10件,打断2次的3件,打断3次的2件;18件案件法官未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归纳总结,13件案件法官任由其当事人自由辩论,未适当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有8件案件在当事人最后陈述之后仍旧允许双方再行辩论,由此可以看出,部分法官庭审中对诉讼流程适用混乱,同时也由此反应出民事庭审程序中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阶段性程序的混乱。



图12:J区法院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情况

 

 

    四、民事庭审不规范之原因剖析

    (一)与日俱增的办案压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目前法院尤其基层法院大多都面临着案件持续增长、高位运行的新常态,法官的办案压力不断增大。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自2016年12月法官员额制改革以来,2017年上半年受理案件15612件,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44.88%,结案10768件,同比增长59.05%,2017年上半年法官人均办案数达到260件。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尚且为全国基层法院的沧海一粟,但可窥见目前基层法院仍旧面临重大的办案压力。虽然本轮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法官员额制改革、构建新型审判团队等各项措施均致力于减轻法官办案压力、缓解目前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但即便如此,法官的办案压力短时间内实难有效缓解,面对大量案件的累积,法官更加注重的是审判任务的完成,以致于庭审是否规范实际无暇顾及。此外,对于民事庭审,由于其本身性质差异,庭审规范性较于刑事庭审而言本就不受重视,法官在繁重的办案任务压力下,更加无法顾及其庭审是否规范。

    (二)庭审参与人行为选择现实与理想差异较大

     1.法院在程序的价值构建与快审快结现实目标之间的取舍

    在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下,快审快结作为法院的审判理念,是法官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为追求更大效率的审结案件成了迫切需要和现实目标。因此,尽管法官清楚有序的庭审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但当维持秩序的手段——强制措施过于温和、缺乏操作性、当看不见、摸不着的程序价值所需负担的成本过高、当这种程序价值与现实的迫切需要及目标发生冲突时,大部分法官都会舍弃使用强制措施来维护这种抽象的程序正义,而是选择漠视或不过分纠缠于一般违反庭审秩序的行为,从而达到对案件进行快审快结的目的。只有当庭审秩序已遭受不堪忍受之破坏时,方为例外。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取舍,民事庭审秩序的维护在法官这一层面就已显得中气不足。

    2.当事人及旁听人员无法律敬仰及微成本之下的行为选择

    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所面临的当事人以及旁听人员大多来自乡土社会,他们内心没有法律和宗教信仰,只有对于传统规则的服膺、遵从身内的良心,在他们看来基于法律权利到法院打官司都很有可能于传统规则不合,对法律、法院并无多少敬畏之心。如果说到法院之前仍是有些畏官心理,但到庭审理后发现法院、法官对其一般的不守秩序行为并未有过多的惩罚时,他们便认为违反法庭秩序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甚至经他人提点或从多次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经验得知,哄闹法庭不仅能够吸引法官、法院对其诉求的关注,还能借机扩张他们的“权利”,得到除法律途径以外的其他利益。有不少涉诉上访、缠访、闹访的当事人正是因为他们在破坏相关秩序后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在出现聚众哄闹法院、贴大字报、打横幅等严重影响法院审判工作以及损害司法权威的行为后亦只是被说服教育和安抚,这就更让他们觉得什么庭审秩序、强制措施都只是纸老虎。民众缺乏法律敬畏、违反庭审秩序的代价过低,这便造就了其更加倾向于选择违反庭审秩序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审判庭基础设备维护的及时性欠缺

     配备完整的庭审设备,是打造一个规范庭审的基础。目前法庭基本设备的不完善不仅仅表现在法桌、法椅等基本物件未及时补充,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科技法庭建设存在技术上的局限性。现阶段智慧法院的建设如火如荼,但是目前使用的数字庭审系统,其原机配置的录音设备采用麦克风作为录音源,庭审中如使用者不正对麦克风说话或者记忘记启动使用设备,将无法记录庭审音源;另一方面由于庭审过程的不可重复性,因此必须保证庭审记录系统的高可靠性能。但是当前使用中,如果网络、设备存在故障时候,现用系统没有应急程式确保庭审视、音频信息可以完整记录下来,使得庭审录像、庭审笔录无法及时上传保存,数据安全存储性能弱;此外,在科技法庭的建设中,几乎所有法庭的法官席、当事人席均配置有电脑,能够准确及时的看到并纠正书记员记录错误的地方,这无疑是庭审记录的一大进步,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书记员不熟练的情况下法官或者当事人往往需要多次纠正其记录错误之处,无疑会打断法官的庭审思路,更有甚者在这种反复纠正的过程中庭审记录更多的是演变成当事人与书记员之间的语言听写过程,因此如何使智慧法院、科技法庭的建设成果更好的服务于庭审,仍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四)虚化的庭审评查与庭审监督

    C市J区法院对庭审的评查主要表现在庭审观摩和“十佳庭审”评选方面。对于庭审观摩,法院每年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各类人员参与庭审观摩并指导工作,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为了庭审效果考虑,有选择性的抽取经验丰富的法官以及案情简单明了的案件交由代表旁听,这种预先安排好的庭审观摩实际上不利于审判团队整体庭审水平的提升,对庭审的监督亦趋于形式化。此外,“十佳庭审”以各庭室自行上报、各法院之间交叉评查的方式进行,能过在一定意义上提升庭审规范化水平,但是这种方式庭审报送的选择权大多集中在法官自身,往往更依赖于法官的自觉性。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勃兴和普及,社会已全面进入自媒体时代,司法公开视域下的微博直播作为庭审公开的重要方式逐步推进,揭开庭审“神秘的面纱”,将庭审置于公众视野之下,以公众之力对庭审程序、庭审行为进行监督。即便如此,这种监督方式的优势尚未完全突显出来,基本上除当事人自身之外,公众对庭审的监督更多的局限于社会影响力较大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并且关注度更多的停留在裁判结果是否公正,而对于庭审过程是否规范非业内人士亦不会有太多关注,使得庭审公开的人人监督异化成无人监督。

    五、进一步规范民事庭审的路径思考

    规范的民事庭审无疑是民事庭审优质化改革成果最为直接的体现。从笔者对司法责任制改革下的民事庭审规范调研中不难看出,当前民事庭审规范新老问题并存,而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甚至有的问题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无法解决。例如民事庭审中是否需要法警值庭,如若需要,每年上万件的民事案件势必造成法警严重紧缺,而法警的人员补充、经费、编制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并非法院自身能够决定。笔者认为此类问题在当前尚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因此,笔者仅就当前民事庭审中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例如庭审礼仪的规范、法庭布局的改进、庭审评查监督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一步规范民事庭审,以契合当前民事庭审优质化改革要求。

    (一)重视庭审礼仪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说:“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民事案件庭审中,庭审礼仪至关重要,关乎司法的尊严和法官的权威性。在西方,“礼仪”一词源于法语Etiquette,它的原意是“法庭上的通行证”,它包括法官、法官辅助人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旁听者应当遵守的礼仪规则。

    1.法官、书记员(或者速录员)应进一步强化自身法律素养,自觉遵守庭审礼仪。如果不遵守司法礼仪,那么司法的权威、法官的尊严则可能有所减弱,法官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当事人和其他人就会对司法程序产生怀疑。要强化自身的法律素养,首先法官、书记员要在庭审中要严格遵守着装规定,整洁、得体地穿着法袍和制服、规范使用法槌。在庭审中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举止,维护高素质的礼仪作风和公正形象,以礼仪规范化促进庭审规范化。其次,要进一步规范庭审用语。在庭审过程中应正确使用法言法语,同时语言表达要严肃、准确、规范、文明;再次,要进一步整改庭审作风,按照庭审的司法礼仪规范要求严格规范庭审纪律作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公平主持庭审活动。

    2.强化对当事人、旁听人员庭审礼仪的引导。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旁听人员的庭审礼仪也是影响庭审规范的重要因素。一个规范的庭审,应当是庭审中的各方人员对庭审礼仪的当然遵守。当代著名文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更注重与维持礼俗的力量,因此,大多数当事人对于庭审迟到等行为已然是不以为意,因其内心确信此种轻微的违规行为并不会威胁到其利益诉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官在庭审前应当尽可能多的了解当事人,并于庭审前告知当事人自觉遵守庭审礼仪规范。尤其是对于离婚等当事人情绪波动较大的案件,应及时告诫其代理人控制安抚当事人情绪。此外当事人 常常会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旁听庭审旁听人员,作为庭审旁听人员,对其进行规范的庭审礼仪引导尤为必要,法院不仅要对其进行身份及随身物品的检查,同时也应当根据案件复杂、矛盾尖锐等不同情况,适当限制旁听人员的数量。

    (二)重塑民事庭审指南

    1.优化法庭布局

    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审判团队的构建,目前法院立案门槛进一步降低,各类民商事案件大幅增长,其难度也不断增加,同时法官助理加入审判团队辅助员额法官办理案件,打破了原有的庭审格局。为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对法庭的格局进行优化升级显得尤为必要。早在2014年,全国首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审第一案时,就在庭审中设置了法官助理席,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次设立法官助理席。此后,部分法院纷纷效仿在庭审中设立法官助理席位,例如2015年,海南陵水法院启动的庭审新格局,将现有的审判台、书记员席位保持不变,即审判台列于审判法庭正后方,书记员列席于审判台正前方,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并席而坐;原被告席位由过去的相对而坐改变为平行横向设立,共同面向审判台;增加证人、鉴定人席位,列于原告席与被告席之后,正中间面向审判台。这种庭审布局,不仅将法官助理纳入庭审,同时还将证人、鉴定人纳入庭审,更有利于实现司法所倡导的公平与正义。笔者认为,在民事庭审中,应当改变过去的法官—书记员—当事人这种“三足鼎立”法庭布局模式,顺应司法改革及实践的变革,打破传统格局,不断优化、改进法庭构造。

    2.明确特定人员的庭审定位

    (1)法官助理参与庭审。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有的法院早已实行法官助理参与庭审,此种做法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法院的法官助理很少参与庭审,即便参与也是位于旁听席中。笔者认为参与庭审不仅是法官助理进一步熟悉了解案情的途径,也是其作为法官的后备性人才谙熟庭审流程的重要方式。法官助理应当参与庭审,并非意味着每一个案件有必须参与庭审,而是应当有选择性的参与。目前尤其是基层法院案件量激增,案件有难有易,如若每一个案件都要求法官助理参加庭审,未尝不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表现,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复杂、有难度的案件,法官助理应当参与庭审,以更好的了解案件具体情况,而对于较为简单的案件,可不参与庭审,直接查阅庭审笔录即可,以便将有限的时间有效的利用起来。

    (2)完善回避制度。我国诉讼法及相关规定中明确了法官和书记员的回避制度,但未就法官助理这一新型审判辅助人员的回避进行要求。随着对法官助理职能的愈加明确,法官助理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立法官助理回避制度刻不容缓。法官助理在诉讼中承担着主持庭前调解、证据交换、撰写法律文书等众多事务,特别是撰写法律文书初稿,可能对法官的判断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法官助理与当事人直接接触较多,若当事人认为法官助理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提请法官助理回避,如何决定?笔者认为,应当实行“团队回避”的方式,即采取团队中一人需回避则全团队需回避的方式。员额法官与法官助理同为一个团队,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官助理对法官的影响力不可忽视,几乎可以看做为广义上的“一个人”,“团队回避”的决定,可以参照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

    在目前的民事庭审中,出现速录员这一新类型的角色,与书记员不同的是,速录员仅负责法庭记录,同时与法院无直接的劳动关系,只作为外包服务人员归由法院调配。实践中虽少有对速录员提出回避的请求,但不排除其存在回避情形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虽然速录员与法院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从其性质上讲,类似于劳务派遣的关系,但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派遣。速录员参与庭审记录与案件公正审理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官与速录员之间仅仅为一种“临时需求性”的联系,且这种联系并不固定,随时可更换速录人员,对于这类人员的回避,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直接由承办法官决定即可。

    (3)厘清法官助理、速录员庭审权利义务。法官助理、速录员既要参加庭审,则就应当明确其庭审中的权利义务。对于法官助理而言,除听审、记录之外,还应当负责庭审中证据的传递,维持庭审中的秩序、协助法官处理应对庭审中的突发状况等。此外,法官助理庭审中对案情有疑问的,有权利向当事人发问。对速录员而言,其基本的职责在于庭审记录,但同时应当做好庭前的准备工作,例如检查法庭设备是否正常等,在法官助理不参与庭审的案件时,应当负责当事人证据的传递,维持法庭秩序。

    3.提升庭审中人民陪审员有效参与度

    目前大多数人民陪审员无法实质性的参与审判,与法院及法官对推动并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无多大动力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运作逐渐演变为应付上级量化检查的“参审率”的手段和标榜法院突出成绩的特色,纵然人民陪审员参审率达100%,但是从实质上看人民陪审员参审效果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应当确保人民陪审员真正参与到庭审,充分发挥其作用,而非仅为坐庭而参审。

    (1)庭前及时阅卷、充分准备。一个案件在确认适用普通程序之后,法官助理应当及时抽取人民陪审员,并及时与人民陪审员联系,将案件具体情况向人民陪审员进行汇报,同时人民陪审员庭前应当充分阅卷,对案件有充分的了解,庭审中时间紧迫,对于某些复杂的案件临时阅卷无法真正地了解案情,难以对案件事实发表客观的意见。

    (2)以庭审发问为核心的充分参与。从笔者的上述调研情况上看,大多数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都很少发表意见或者不发表意见,使得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更加形式化。应将陪审员的庭审发问固化为必经程序。人民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司法公正的最好方式,庭审更是公众直接感受人民陪审员活动最直接的窗口,无论陪审员在庭审中是否已对事实完全掌握,其始终的沉默仍会让当会让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要保证陪审员在庭审中的实质参与,应当明确规定陪审员的发问不仅是一项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三)增强妨害庭审行为的制裁力度

    在民事案件庭审中,也常常存在诸多突发情况,正确因对突发事件,不仅是民事庭审规范化的要求,更是庭审是否规范的直接反应。庭审突发状况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当事人或旁听人员在庭审中恣意行为,无视法庭规则。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及旁听人员无视庭审规则的行为惩戒不足,往往仅是法官当庭训诫了事,最严厉的手段也莫过于责令退出法庭,只有小惩而没有大戒,这是造成当事人或旁听人员肆意妄为的重要因素。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化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根据扰乱庭审秩序案件标的、损害程度对罚款、拘留的适用作出规定,发挥罚款、拘留的制裁、震慑作用,而不是仅仅当庭训诫了事,从制度上增强庭审活动的严肃性,保证庭审活动的规范性。

    (四)合理配置警力、加强信息化建设

    近年来法院审判工作中突发事件、恶性事件及暴力抗法行为时有发生,但因各种条件限制尚无法做到每个民事庭审都安排法警值庭,在编制、经费等方面难以完全保证,笔者建议在现有警力下安排一定的法警在审判区域定时巡查,发现特殊情况及时处理,随时做好突发事件及时应对机制,维持审判区域秩序。此外,在信息化建设的时代背景现,法院在审判和管理上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智慧法院建设,例如在民事庭审中可以借鉴刑事庭审考虑运用电子证据展示的方式替代庭审中的证据传递,解决庭审中证据传递混乱难题,同时庭审的秩序也将有很大程度的保障。当然,这种电子证据展示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证据的真实性难以保证,当事人要求查看原件时传递就难以避免等,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五)构建多元化的庭审评查、监督机制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庭审作为核心部分,对于庭审的规范性的考核应当有更高的要求。目前在法院审判工作中,虽将庭审评查纳入了审判管理及目标考核范围内,法院每年都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庭审观摩和评查,但大多是各个法院自行邀请,同时评查人员往往会因为人情关系等各种原因无法做出中肯的评价,这种评查更多的流于形式。笔者认为,邀请社会各界专业化人士进行庭审评查这种方式是可取的,但为使评查真正落到实处,笔者建议可以考虑由上级法院统一安排社会专业化人士不定期在各基层法院随机抽取庭审对法官庭审驾驭能力、庭审规范程度、证据规则落实效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庭审礼仪等进行全面评价,而评价结果作为法院庭审评优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不仅是社会各界对法院司法公开的要求,更是促进法院庭审工作规范化的有力途径。这种社会化的评价应当以随机抽取庭审的方式进行,避免有目的性的为了考核而准备,将庭审考核落到实处。同时审判员之间应当互相交流学习,发现自身在庭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学习优秀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审判规范化水平,规范庭审行为,确保审判质量。


结语

    庭审规范在宏大的司法改革大局中可能只是一个具体的环节或制度,但其承载的巨大价值不容被忽略和轻视。我们只有在司法实践中不断适应改革新趋势、规范民事庭审程序,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到司法改革给整个司法制度和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和长远影响。

(撰稿人           甘海涛     邹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