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下基层法院法官找法路径探析(调研第二十一期)

    案例报送季之时,笔者查阅相关文件,发现案例报送需要按照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国法院年度案例、案例库等不同的要求,调整各自的体例、格式。虽然在报送细节上大异其趣,但均无一例外的针对裁判要旨(点)、解说、法官后语等部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体现了法院系统对总结司法规则、力争实现同案同判价值目标的追求。基于此,笔者联想到一个问题,即法院系统多年来注重案例报送,从而经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案例,有效载体是什么?存在于何处?或者说,我们的法官对案例的掌握情况如何,参照或者参考适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更进一步,除了案例,在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面前,法官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到个案适用的法律条文、规则或者可供借鉴的案例?

    一、法官如何找法

    众所周知,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规则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官主要依赖法律规则,运用三段论模式审理案件。早在2011年,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就庄严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司法层面,法官按照“三段论”方式进行推理,制定法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案件的判决则为推论出的必然结果。这种三段式的推理过程体现在审判的全过程,法官首先寻找到一个权威性的大前提,根据证据规则构建一个法律上的事实,最后推导出一个结论。那么,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并不断完善的今天,法官面对卷轶浩繁的法律条文,如何快速并准确地寻找到他在解决纠纷中需要的那几条呢?让我们来探求法官的检索思路:首先,他的头脑就像电影回放一样,在脑海的记忆里搜寻可匹配于具体个案的法律条文,即查找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个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其次,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他会搜寻上级法院是否已对该法律问题作出指导性意见;再次,在上述搜寻无果的情形下,他会在法学理论领域查找涉及法律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司法实践领域查找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例的不同裁判。

    我们研究上述检索过程,可以发现存在如下特点:

    一是检索过程主要依赖于法官个人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和积累。我们注意到,不同的法官占有不同的司法资源,这种差异并非指法官等级、行政级别的不同,而主要体现为法官所能调动的能够帮助其解决纠纷的司法知识。注重经验积累总结、注重法律知识深化掌握、注重类似案例了解甄别的法官,逐渐地建立并形成了自己对于类案的处理思路。在相对熟悉的案件领域,他能够日渐娴熟的调动有关的司法资源,游刃有余地处理案件。

    二是检索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法官司法经历的长短而差别甚大。对于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适当法律,能够清晰地寻找到解决个案的思路,不必纠缠于案件反映出来的各种法律分歧和争议,即“争议焦点”已经不成其为分歧,法官能够对当事人反映出的争议作出较为准确地评判。而对于司法经历较短或者对特定领域较为生疏的法官,其所能够调动的司法资源有限,其尚处于经验积累和法律条文深化掌握的过程之中,其必定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辨别和思考争点。在争点未明之前,法官还处于较为纠结的状态。甚至,对于部分疑难复杂案件,在上诉审结束、上诉审结果知悉之前,一审法官可能还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认识状态。

    三是这种检索主要体现为以一种原始、模糊化的方式在法官既有的知识体系中进行查找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搜索称之为绞尽脑汁也毫不为过。在案件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场景:当某个法律问题被提及时,部分法官会呈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在不确定能够准确记忆或者陈述时,他可能会立即翻阅书籍、纸质资料寻找准确答案。这是基于大脑的特点而决定的,我们通常难以做到过目不忘,很多浏览过的法律知识,在没有相应案例作为“刺激点”进而强化印象的情形下,仅仅储存在记忆里,体现出碎片化、模糊化、易遗忘的特点。在未遭遇到特定实例时,它们呈现休眠状态,一旦被某些关键点激活,它们立即在现实的鲜活案例里生长出蓬勃生机。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未经实践,法律还是纸面的知识,通过案件的处理,纸面的法律不仅被施行,其深邃的立法目的和社会意义亦被发掘,法律即刻被赋予了行走的能力。对于法官而言,则又意味着经验的累积,诚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四是既有的信息化检索支持手段方法单一且费力耗时。我们目前使用的信息化搜索手段通常存在两条路径:第一,在法律具体条文项下可见相关的司法解释、案例以及学术研究文章;第二,以案例的关键字搜索类似案例。以前述第一种方式搜索需以法官清楚该条文基本规定为前提,两种方式搜索均可能出现大量案例,在学习上述案例予以进一步甄别的情形下,法官找法的工作量较为巨大。

    五是检索的效率与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办理的效率与效果。我们在研究部分较长审限案件时,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在消除追加当事人、多次公告送达、委托鉴定不可控、法官责任心等因素外,较长审限案件常常具有疑难复杂的特点。虽然法官对于不同案件疑难复杂具体表现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我们用通俗的语言予以解释,借用证据法的规则,可以理解为法官对特定案件的处理思路尚未在内心形成确认,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还处于纠结状态,而我们通常的应对方法也可以称之为有的放矢:要求法官将案件提交庭务会、审委会来集中群体智慧,共同想办法出主意予以解决。所以,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过程,生动反映出法官找法的过程。搜索可以调动的司法资源越丰富,搜索方法越精准,搜索速度越快,则案件办理效率就越高,案件处理法律效果就更佳。

    二、基层法院法官如何找法

    (一)为什么是基层法院:从基层法院职能出发

    笔者进一步进行思考,基层法院法官在司法责任制下又是如何找法呢?这个思考源于基层法官面临的愈来愈沉重的审判压力。法学家艾森伯格认为法院履行着数种职能,但其中有两项职能是首要的:一个是解决纠纷,另一个是充实法律规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法院审级制度的设计上,各国一般都努力区分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初审法院享有初审管辖权,负责案件初审;上诉法院负责对初审法院做出的判决进行复查;最高法院是一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不同等级的法院,职能重心差别较大,而解决大量标的额较小或者法律关系相对简单的纠纷则是基层法院的主要职责。近年来,在诉讼爆炸的高压态势下,基层法院自然无可回避。以我院为例,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院受理各类案件共计20503件,其中新收19121件,审结18400件。如果按照全院61名员额法官的配置数量,员额法官平均审结案件数量为300件。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1日,我院的受理案件则达到了13512件,结案数量为10765件,员额法官平均结案数量为176件。对于与司法工作比较生疏的公众而言,这个数量也许并不足以引发特别的注意,但是我们考虑到每年的工作日为240余日,则意味着员额法官的日结案数为1.5件,即便是在剥离庭前即达成调解或者撤诉案件情况下,法官完成上述工作量,依然是加班加点的结果。考察我市其他中心城区法院的收结案数量,基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时,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中心城区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按照以案件数量配备相应法官的原则,即便是在非中心城区,法官的平均工作量也会体现出相当的饱和状态。目前已经为员额法官配备了书记员、助理、人民陪审员等司法辅助人员,构建了若干个审判团队,大部分事务性工作已经得到有效剥离。但在司法责任制的初期,团队人员与岗位匹配度存在差异,辅助人员职责设计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有所变形,团队的整体合力还未能有效激发等端倪已经不同程度体现,在此情形下,在这样巨量的工作面前,我们仍然要考虑员额法官以及助理是否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知识和能力储备,来完成这样数量较大的案件审理,来应对某些司法知识的有限或者不足。笔者认为:基层法院的基本职能无法保障法官对每一法律难题都逐一进行深入地、如学者般透彻的研究。在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实行司法职能的划分,一般是根据不同层级的法院裁判之主要功能目标和价值追求的重心差别来确定的,具体是以司法活动主要是为直接解决具体纠纷、服务于个案当事人,还是服务于一般性纠纷而澄清法律、维护社会公共法律秩序作为理论基础的。结合以上的论述,基层法院法官在每日均要结案的工作压力之下,既无足够时间、亦无足够精力对每个遭遇的法律难题进行深入浅出、抽丝剥茧地研究。特别是在司法实践存在争议、并无定论的情况下,法官实质上需要了解的是主流观点。更现实的需求是,他需要知悉上诉审法院对该法律争议的主流观点,进而确保其判决与当地类似的其他判决保持一致,从而实现一定区域内的同案同判,体现最低程度的公平。在上诉审法院尚未对该法律争议达成一致、形成指导性意见的情况下,法官需要了解的是是否存在其他地区的类似案例,他将在不同的裁判方法中甄别各自的利弊,再结合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作出个案的裁判。这个复杂的法律推理过程,体现在裁判书中通常为寥寥数语。除非是影响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基层法院法官通常不会完全展现这个思考过程,亦不会对上述的搜索过程进行详尽列举说明,因为对于他而言,用已经经过比较研究、确定了审理思路的方法解决现实纠纷,已经完成了其基本的工作职责。

    (二)为什么生疏:探寻基层法院法官的成长之路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公众和学者都抱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即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较为低下,司法能力亟待提高。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标签,被标注于基层法院法官群体面前。在被社会广为诟病的同时,也造成了基层法官的集体不自信。为此,广大的基层法院在近年来招考和遴选法官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专业背景和学历水平。可以说,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结合人员自身的新陈代谢,基层法院法官的人员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基层法院也可以对法官的人员构成和学历状况作出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报告。可是,我们发现社会公众和学者仍然继续沿用这样的逻辑思路:即基层法官司法素质不高,司法水平仍然低水平徘徊。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导致经过专业训练、具备专业素质的法官,在基层法院的淬炼下不仅未能凤凰涅槃,还仍然在与公众的殷殷期许中裹足不前?笔者相当赞同某位学者对我国司法不善症结的一种总结,即司法主体对法律规范生疏。为什么司法主体对法律规范生疏?笔者不成熟的观点认为,原因有下:

    第一,这种生疏源自于以概念、定义为脉络展开的基础法学教育。梁慧星先生曾经提出法条中心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与之相对应,应为概念中心主义。当前大学中的法学基础教育以概念为体系建立并展开,重理论而轻实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后,该问题得到较大程度改善,但是很多初任法官仍然存有法律知识不熟悉的共同感受,原因即在于构建在其脑海中的法律概念体系与实践中频繁运用的法律条文尚未能流畅对接,在搜索到概念所对应的条文时才恍然大悟。笔者认为,通过概念寻找条文,已经成为阻碍初任法官、初任助理快速熟悉司法业务的拦路虎。从根本上解决则应当建立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的基础法学教育体系,在构建条文体系后,针对条文深化理论认识并对接案例体系。

    第二,这种生疏源自于初任法官的法律积累不足而仓促应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初任法官基于教育背景的不同从事法律工作应当满足的最低年限,同时对“从事法律工作”亦有具体的规定。但是笔者注意到,基层法院因案件激增已经不堪重负,初任法官一旦到位,基本按照普通法官对待,立即开始独立办案。对于初任法官而言,工作压力急剧增大,其以往的法律工作经验与法官独立办案需要的法律知识而言可能存在较大差距,其在办案初期对法律规范的生疏在所难免。

    第三,这种生疏源自于法官群体对既有知识与经验分享制度的落后。在法官群体学历水平大幅提升和已经具备专业背景的基础上,在排除司法 大环境等我们本身不可控的客观因素外,法官对法律生疏没有得到较大程度改善的一个主观原因在于:在严把“入口”,提高、解决了人员基本素质的情况下,还未能摸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司法实践现实的初任法官培养路径。呼喊着打造学习型法院、提升司法能力的口号,却沿袭着最古老、最原始的“传帮带”师徒教授模式,把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司法责任放置于法官一己之上,未能重视已经取得的司法经验成果,未能在制度上为初任法官快速找法提供有力支持与帮助。一旦提到学习、能力,就强调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似乎个人能力的不足,就只能归因于个人不够努力,师父不够尽力。但笔者认为,在既有经验已经得到极大丰富的情形下,一个群体的学习能力不足,绝不仅仅只源于每个个体的能力有限与学习动力的缺乏,也应囿于这个群体对共有经验与知识分享制度认识的匮乏与缺位。当学者们还在讨论、纠结于判例法对于我国而言,是一种法律渊源还是一种适用法律的方法和制度时,我们的基层法院法官们已经在审判实践中“用脚投票”了,他们自愿并且乐意地去寻找类似案例,去寻找已经生效的案例中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认定,来帮助自己解决实务中的难题。所以,如何满足法官这种学习的迫切需求,是当务之急,是形势所需。

    三、如何帮助基层法院法官找法:分享知识的制度设计

    在本文开篇曾经提到,多年来法院系统每年均要报送多种格式、不同要求的案例,但是这些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难以查找到较为权威的统计数据。在笔者所收集的有限资料中,可以发现如下的分析:“据中国法律知识总库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1批共计55个指导性案例中,实务中被引用的案例仅为18个,未被引用的案例达到34个。而在成都的部分基层法院中,也普遍存在引用率不高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在裁判文书中应当援引的指导性案例尚且如此,其他途径公布案例的利用效果如何,更是无法准确获知,甚至我们也无法准确知悉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去获得不同的案例发布者所发布的各种参考性案例。更进一步,在没有某位师父将多年来积累的上诉审法院的指导性意见如数传授的情形下,作为初任法官,如何在短期内有效应对法律规范生疏的困境?令人惭愧的是,作为掌握庞大数量生效案例、形成了较为系统司法指导意见的法院系统,除了各级主体强调每年例行报送案例、发布案例之外,未能形成帮助法官了解、掌握、分享既有司法资源的共识,更无从谈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在这个问题上,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团队则已经走在了前面。2015年9月,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整理编写的天同码系列图书面世,其借鉴英美判例法国家钥匙码的编码方式,收集、整理、梳理、提炼司法判例的裁判规则。同时,该事务所还打造了天同诉讼圈,在网络上致力于不断丰富上述司法资源,并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不断扩大司法资源的影响。天同码以合同、担保、公司、金融、程序等为主线,对庞大的案例予以分门别类,按照“关键词、标题、裁判要旨、法院处理要点、案情简介”的主题形式,为查阅和检索案例、快速寻找适当的司法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以此为借鉴,我们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从目的上来说。最大程度满足司法责任制下基层法院法官对于快速找法的迫切需求,最大程度缩短初任法官或者助理适应陌生审判领域的熟悉期,帮助法官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解决大量纠纷,在无法控制案件数量的情形下,提升案件办理效率与质量。

    二、从方式上来说。以各高级人民法院为单位,以各中级人民法院为中心,建立不同审判区域的搜索子系统,将辖区内统一的指导性意见、案例以信息化方式储存,形成法院系统内部的找法系统。

    三、需要注意的问题:1.纠正一种错误观念。一种观点认为,建立了搜索系统,可以用电脑代替人脑,还需要什么法官。我们认为,我们主要是需要借助电脑具备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的特点,用以弥补人脑记忆和认识能力有限、记忆不准确、检索不全面的缺陷,从而帮助法官集中精力处理更为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并且,我们还要看到,精确检索的前提是对法律争议的准确归纳与把握,这仍然要求法官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能对案件事实和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准确判断,并能够根据检索内容进行适时调整和深入研究。2.利用天然优势丰富可检索的司法资源。在考察天同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律师团队打造的搜索系统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基于向利性需求,天同码偏重于民商事领域内司法资源的整合;二是基于司法站位的不同,其提炼的某一地区的裁判规则并不能当然地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司法实践;三是基于司法原始资源的占有量,其总结的裁判规则并不能及时反映司法政策的适时调整。而法院系统基于自身的天然优势,对上述缺陷的克服可以信手拈来。该检索系统应以民商事部分、刑事部分、行政部分为区分,根据不同审判的特点,确定分类标准以及具体标签内容,不同的上诉审法院应注重辖区内法律争议问题的统一,省级法院则应注重调和、统一中级法院的法律观点,并经由最高法院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案同判。3.推动电脑进行深度学习。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先生认为:“在机器的深度学习方面,法律人才是真正的导师。算法的基础是裁判规则,而规则要靠人去提炼。提炼完毕之后,还得有法律人给数据打上标签,或是作为训练集,或者作为测试集,交给机器判断,再由法律人反馈,深度学习才能成为可能”。笔者深以为然。今年,我院以行政审判为切入口,并结合其审判特点,将“行政管理领域、行政行为、争议要点”等作为辨识标签,将近五年来上级法院的指导性意见逐一进行整理归类,形成电子版本。还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行政审判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公开发行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进行汇总归类,方便法官及助理查询检索。下一步我们拟利用上述成果,引导电脑进行深度学习,并紧密结合纸质资源和网络资源,形成自我总结的能力。

基层法院法官都在吐槽又苦又累,但是离去的人仍然仅为少数。我想,除了职业的梦想与荣光、退路的打算以外,我们仍然是最具职业操守的群体——除非离职,就应当恪尽职守,不能容忍尸位素餐。我们不得不为这个群体骄傲。

    但除此之外,也希望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特别是有助于我们职业能力提升的、有意义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更得走得从容而稳健。

借用何帆先生的话结尾:

    未来已来,而我们任重道远。

(撰稿人        高文   杨阳)